引導 Meta 與利害關係人互動的原則
上次更新日期 2022年1月26日
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的公式可以解答。不過，我們已制定架構和方法來與利害關係人互動，主要圍繞著 3 個核心原則：包容並蓄、專業知識和公開透明
包容並蓄
與利害關係人交流可讓我們看到更多不同的觀點，並且在制定政策時採取更包容並蓄的做法。
與利害關係人交流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我們的政策對用戶和組織有何影響。當我們在決定內容的去留的時候，我們其實也在影響大家在 Facebook 上彼此溝通交流的方式。不是每個人都會同意我們設下的界線。但是無論用戶是否同意我們的決定，我們都至少必須嘗試去了解那些受到政策影響的人有哪些擔憂。
聽取邊緣化社群的利害關係人有何意見尤其重要。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接觸世界各地各式各樣的利害關係人。單是了解我們的政策對「一般人」的影響並不足夠，我們還需要了解政策對於那些因法律、文化習俗、貧窮或其他原因而無法為自己的權利發聲的弱勢族群有何影響。
我們的影響力問題會以各種方式呈現。雖然我們的政策適用於全球，對用戶造成的影響卻是非常個人化。我們的政策研擬需要反映出對不同文化的敏感程度，以及對當地的背景有深刻的理解。
與利害關係人交流，等於是讓我們獲得了深入了解本地知識和觀點的工具，以便我們聽取不同政治光譜的人士有何心聲，而這些想法我們原本可能會錯過。
當然，這種「光譜」並不總是顯而易見。很多時候，我們的政策無法完全貼合傳統的政治二分法，例如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或公民自由與政府控制。所以我們會和 Meta 的政策與研究機構討論，並執行我們自己的研究，來找出各式各樣的利害關係人。
舉例來說，當初在考慮我們的仇恨言論政策應該如何規範特定的性別語言形式時，我們特地諮詢了學術專家、女權和數碼權利團體，以及自由言論倡議人士。同樣地，在評估規範藝術作品中成人裸露與性活動的政策時，我們也聽取了家庭安全組織、藝術家和博物館策展人的建議。在檢視我們的政策應如何規範已故者的紀念個人檔案時，我們諮詢了專門學術研究數碼遺產的教授，以及在 Facebook 上被指定為「紀念帳戶代理人」和實際用過此產品功能的用戶。
在我們的利害關係人配對中，我們也會向世界各地在傳統上缺乏權力的少數族群尋求意見，例如政治異見人士和宗教少數族群。舉例來說，在重新檢視仇恨言論政策如何規範特定變得普遍的行為時，我們諮詢了移民權利團體。
專業知識
與利害關係人的交流能在我們的政策制定過程中帶來專業知識。
利害關係人互動團隊會進行研究，藉此向特定政策的知名主題專家收集意見。這樣能夠確保我們在政策制定過程中能夠參考最新的理論和分析、實證研究，以及對最新的網上趨勢有相當的理解。我們收集的專業知識涉及語言、社會身分認同和地理等問題，而所有這些知識都會透過重要的方式影響我們的政策。
我們的政策往往會交織著許多複雜的社會和技術問題，例如仇恨言論、恐怖主義、欺凌和騷擾，以及暴力威脅。有時候我們會尋求指引，希望能夠在網絡安全和發言權之間取得平衡，例如考慮我們的政策應允許有關「公眾人物」的哪些類型言論。在其他情況下，我們會尋求專業知識的幫助，例如考慮我們的政策應如何借鑒國際人權原則，或了解弱勢社群可能如何受到特定類型的言論。
有時候我們會遇到全新的挑戰，甚至對我們諮詢的專家而言也是如此。但是透過和外部專家討論並納入他們的意見，我們可以讓政策變得更周全。
舉例來說，我們的仇恨言論政策能判斷 3 種級別的攻擊。第 1 級最為嚴重，這種攻擊會根據他人的種族、民族、國籍、性別或其他受保護的特徵，而發表煽動暴力或非人化的言論，例如「殺光基督徒」。第 2 級的攻擊涉及貶低他人的陳述，或是表達蔑視或厭惡的言論，例如「墨西哥人都很懶惰」。而第 3 級則涵蓋號召排擠或隔離他人的行為，例如「禁止女性參加」。
這些分級可以讓我們的政策更細緻和精確。根據這些級別，我們能夠針對最有害的言論形式提供額外的保護。舉例來說，我們會移除直接針對移民的第 1 級仇恨言論（例如「移民者都是鼠輩」），但我們會允許嚴重程度較輕微的言論（例如「移民者應該離開我們的國家」），以便保留廣泛的政治言論空間。
在研擬這個領域的政策時，我們諮詢了許多的外部專家，例如學術界、專門研究仇恨言論的非政府組織，以及各種政治領域的團體。如此與利害關係人交流，幫助了我們確認這些分級全面，並且符合網上與現實行為的模式。
公開透明
與利害關係人交流讓我們的政策和政策制定程序更加公開透明。
透過與數百名利害關係人交談之後，我們明白到可以透過保持政策制定程序開放來建立信任。我們越公開透明，我們的利害關係人就越願意認可我們的政策合理。公開說明我們的利害關係人互動過程，有助我們建立大眾認為公平的規則和執行系統。
交流互動也意味著我們必須公開說明在內容審查上所遇到的挑戰、說明我們政策背後的立意，以及解釋為什麼需要改善政策內容。反過來看，透過諮詢和坦誠交流的考驗，我們推出的政策將會變得更好。